关系视角下大都市区产业空间组织演变
——上海和洛杉矶的比较分析
作者姓名：匡爱平1,2,3,4，汪明峰1,2,3
作者机构：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200062
2.崇明生态研究院，上海，202162
3.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200241
4.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新加坡 新加坡 117570
发表刊物：《地理科学》
引用格式：匡爱平,汪明峰.关系视角下大都市区产业空间组织演变——上海和洛杉矶的比较分析[J].地理科学, 2023, 43(02): 208-218.
摘要：构建基于多尺度的生产关系、社会−空间关系和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城市比较分析框架，对比上海和洛杉矶大都市区产业空间组织演化的空间特征、组织规律和演化机制，以探究其中的中国特色。研究发现：①新产业空间的增长与扩散促进了上海和洛杉矶产业空间组织的多中心结构，但前者是中心转型主导的都市区功能扩散，后者是新兴经济中心增长主导的区域化发展。②从推动演化的关系机制来看，部门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日益细分是二者遵循的共同规律，但在制度环境关系的塑造作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构建基于关系视角的多尺度比较分析框架，为理解和分析特定情境下的空间组织演变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一、研究缘起
城市形态与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交叠，推动形成了多样化的城市结果。近年来，新兴地区的独特经验对“欧美中心主义”城市研究提出了挑战。比较城市研究通过案例的实证探讨认识多元的城市空间过程与机制，并从中总结共性与差异性，是获取新理论认知的重要途径。
在西方经济体中，工业重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是大都市区转型的主要推动力，其中，以洛杉矶为蓝本形成了具有突出影响力的洛杉矶学派。对比之下，虽然资本流动早已广泛存在于西方世界，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生产要素开始在上海迅速集聚。上海大都市区空间组织重塑不仅是国际与区域内劳动分工的结果，其不断融入全球化的动力始终与国家空间战略保持一致。
本研究关注城市的多样性、关联性和过程性，选取上海和洛杉矶作为比较分析对象，探讨全球力量、国家权力和地方环境等综合作用下的城市产业空间发展路径，以促进对城市更关系化的理解。
二、理论分析框架
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聚焦多维环境及其不断演化的空间过程，而非空间结构的描述。关注多样化的行为主体在多尺度经济景观及其演化过程中相互交织的社会−空间关系，以及特定的嵌入性和空间性，为城市研究提供了动态的理论分析框架，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Storper 和 Scott 对既有的关系转向和批判城市理论展开了批判，认为既有研究过分强调认识的特殊性，存在认识主体与场所客体二元分离的问题，进而提出新批判城市理论，强调城市既是关系的再生产空间，也是具体的实体空间，并从内部、环境和外部 3 个维度构建新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应用并改进新批判城市理论，建构地方−国家−全球的多尺度分析框架，解释新产业空间这一实体地域与关系要素的交互机制：既着眼于大都市区新产业空间形成的普适经济地理规律，即生产关系演进对实体产业空间组织重塑的机制；又强调既有研究中通常忽视的国家机制的作用，关注特定制度情境下的社会−空间关系，及其所构成的行动者主体关系的作用。
图1 基于关系视角的大都市区空间组织演化理论框架
三、研究方法
研究首先明确比较的研究对象——上海和洛杉矶大都市区，对其多尺度的空间内涵进行界定。其次，采用批判性城市比较主义方法，即在更广泛的时空背景中，通过其他地方的理论和实践关联来思考城市，以期更好地理解城市结果，并促进有关城市方面的更广泛的对话与概念化。在技术手段上，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展开描述和比较。
四、研究结论
（1）生产关系演进与新产业空间扩散。上海城市化发展前期经历了较大程度的工业化集聚阶段，随着中心城区产业转型需求的凸显，上海全球城市发展的既有目标要求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中心城区用集约化、高附加值的服务产业代替粗放型、低附加值的制造业，郊区与远郊区逐渐成为承接制造业转移的主要空间载体。而洛杉矶则几乎未经历过由工业集聚主导的中心城区扩张阶段，灵活的专业化和日益增长的私有化驱动边缘城市不断增长，产业空间在蔓延分散的区域化空间上不断填充、更新和转换，使得边缘城市成为洛杉矶产业空间组织演化的驱动主体。
图2 大都市区产业空间关联与组织形态的比较
（2）制度环境变动与产业空间塑造。多尺度的生产要素在洛杉矶集聚，推动广泛空间上专业化的产生，在高度自治化和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构成了“弱政府，强社会”的政体联盟，促进大都市区土地利用和生产格局的演化发展。而在上海，规划引导下的开发区、新城等新产业空间迅速成长并重塑大都市区空间组织，其实质是由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实行特殊政策、引导先进制造或高新技术等产业集聚，进而带动地方发展的制度空间。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引导上海空间组织向多中心形态转变，是多级政府权力的空间表征。
（3）中国特色的产业空间组织演变机制。以洛杉矶边缘城市为代表的新产业空间是自由市场影响下经济活动的重定向和再区位。上海作为新兴全球城市，在多尺度劳动分工的自组织和政府规划的他组织双重作用下不断演化，是国家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的主要媒介。围绕国家空间选择的目标，地方尺度上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私营资本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战略联盟。多尺度的强政府力量成为转型期大型公共服务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开发建设不仅为短期的地方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也为区域、国家等超城市尺度空间推进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载体。
图3 上海大都市区空间组织演变机制的中国特色
五、讨论与展望
部门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日益细分的经济重塑是大都市区产业空间组织演化的主要原因，也是不同经济体中大都市参与全球化进程遵守的共同规律。产业构成的结构性与阶段性差异是造成洛杉矶和上海产业空间组织不同的基本因素。扩张、分散化、多中心成为上海和洛杉矶空间形态演化的共同特征，新产业空间推动城市区域的兴起，但二者形成的过程以及中心和新兴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历史路径和地方根植性的差异，各城市具有独特的演化形式和过程。
理论上，研究将城市视为具体与抽象实践的集合，将集聚、分工、权力关系、空间性等理论机制纳入到同一框架中，为归纳、总结、对比具有较大差异性的城市空间组织演变提供了启示。上海和洛杉矶是中美两国具有典型性和引领性的全球城市，洛杉矶的城市发展实践已经促成了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理论学派，选取上海与之展开比较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的城市地理学理论视角。但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性，本研究主要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思辨展开了较为宏观的比较分析，未来可聚焦某一产业或地域空间，对比并解释其关系塑造的具体过程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