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非典疫情，深深触动并引发了中国公共应急治理体制的改革，也唤醒了国人的公共卫生意识。时隔17年之后，武汉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更加凶猛，防范形势异常严峻。如何应对以疫情为代表的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或社会治理的常态化工作，也是一项紧迫的基本制度建设任务。
突发性非常态社会应急治理能力是决定和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表明，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特点，借助政府、社会、市场、民众等多元力量，协同共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一般而言，一个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应该包括常态化社会治理和非常态社会应急治理两大部分。其中，因细菌、病毒引发的各类瘟疫，是人类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典型应急治理案例。根据人类与诸多瘟疫斗争实践的教训，只有未雨绸缪，以生命为本位，科学防范，综合防控，有效治理，减少生命和经济损失，防范社会割裂，增强社会免疫力和弹性，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提升治理效能、充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持社会经济可持续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
全面完善有利于应对各类疫情的社会应急治理相关制度与策略
在突发性公共事件日趋增加的大势下，具有传染性、扩散性、危害性的传染病疫情，直接危及的是人们的生命安全，如果政府的治理方法不及时、不得当，无法有效控制疫情的扩散蔓延，就会引发社会的普遍恐慌，甚至引发疫情扩散区健康群体对疫区民众或疑似者群体采取不理性的伤害行为，进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撕裂或对立，这将给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带来深远的负面效应。
此次发生在我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因正处于春节前夕大量城市人口返乡过年这一节点上，直接造成了疫情向全国各地的快速传播，防范难度骤然上升，形势十分严峻。与2003年应对SARS相比，我国各级政府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做法更成熟，力度也更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赞许，但同时在疫情信息披露、病毒医学研究、科学卫生意识、公众社会责任、社会包容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笔者认为，为进一步提高疫情的预防和应对能力，在现有中央-地方联防联控、加强个人防护等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下重点策略：
一是，完善疫情相关信息的第一时间上报与信息披露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对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按照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可见，此次武汉肺炎疫情的信息公布权在湖北省乃至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武汉市没有直接披露疫情信息的权限。但不管怎样，从实际情况来看，疫情披露不够及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整个疫情的防范进程，也为后来的防扩散增加了难度。
从这一点看，在疫情预警防范的初期阶段和实际操作中，缺乏信息披露权限的地方政府一旦发现不明原因导致的任何传染病，就需要第一时间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由权威部门及时授权并在第一时间发布疫情信息及预警预防措施，尽早启动并做好疫情防范的国家或地方策略，这是打好疫情防疫战的首要工作。
二是，全面加强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加大科研联合攻关，增强第一时间破解不明病毒传染机制、研制相关药物或疫苗的能力。当疫情爆发时，利用最短时间查明不明病毒的宿主、演化规律、传播渠道，是实施科学防范的重要依据，也是打胜疫情之战的关键。拥有高等级的国家安全生物实验室，就成为开展烈性传染病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设施和保障。目前全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1个P4级别的实验室，我国拥有武汉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哈尔滨的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两家。此次武汉肺炎爆发以后，在没有查明病毒宿主并掌握传染机制的情况下，经历了一个从前期“人不传人”到后来“人传人”的解释过程，对病毒的宿主难以做出权威的确定性判断（有的说是蝙蝠、有的说是蛇、有的说是水貂等等），这说明国家乃至全球病毒学界对不明原因烈性病毒的研究能力还存在一定的欠缺。
因此，为防范重大疫情，需要在整合国内研究力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一线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增设国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与国际病毒与生物安全领域建立合作机制，快速提升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和病毒医学的科研能力，尽力缩短破解不明原因病毒宿主及传染机制、疫苗研制的时间，为尽早切断疫情扩散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完善疫情防范资源的科学储备、统筹调配与志愿机制，解决疫情爆发区面临的各种供需矛盾。例如此次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后，几乎全国人民都戴起了口罩，口罩成为最紧俏的物品，但在生产能力有限、工厂工人放假过年等因素下，全国大中小城市、医院和农村地区的医用型防护口罩严重脱销，尽管国家工信部采取了诸多保障措施，在短期内还是无法满足疫情爆发时期人民群众的刚需。在湖北省包括武汉在内的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邻近城市，面临着疫情防护设备、医疗专业人才、疫情检测试剂等方面的严重短缺抑或告急。同时，因武汉数百万人口回家过年，导致广大农村地区成为防范疫情的重要地区，也是薄弱环节，也面临着人、财、物的缺乏。
从这一点看，未雨绸缪，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围绕不明原因病毒可能引发的疫情，做好相关防控物资和医疗人才队伍的城乡统筹、储备、生产、调度、协调和使用，提高疫情爆发时期的资源配置效率，快速满足疫情区防控物资的需求，解决供需矛盾，对疫情的预防和治理至关重要。
四是，理性看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法德并举，强化培育中国人科学的生活方式、公共卫生意识、合作包容意识、个体责任意识等，增强社会免疫力和弹性。在此次武汉肺炎疫情的防范中，尽管让我们看到了许多“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故事，但也上演了诸多我行我素、极端自私、唯利是图、族群排斥的人和事，给疫情的科学防范、理性应对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实际上，病毒作为一种附载在不同生物体当中的独特生命体，与万物众生一起，时刻与人类同在。大多数疫情的起因，不是环境受到污染，就是我们人类吃出来的。因此，若要从根本上说，在重大疫情的防范中，除了我们坚信党和国家的制度优势和能力外，真正从思想和行动上，切实改变人们“吃野味”、“胡吃乱喝”等不科学、不合理、不人道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全面提高社会个体生活方式的科学性和社会行为的自觉性、自律性，才是真正的治根之本。
首先，当务之急是制定全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定清晰的正面清单，在全国范围内坚决依法禁止各类野生动物的捕杀、交易、食用等违法行为，法德并举构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新型人地和谐关系。其次，要以此次肺炎疫情为契机，加大政府对社会的赋权，深度开展一次科学卫生、社会责任、自律自觉、理性包容等方面的全民科学运动和自治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的科学性、自觉性、自主性。在党和政府的动员部署下，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自我隔离既是保护自己，更是保护大家，为阻断病毒传播做贡献），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自觉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居民小区和社区为单元，进行自我防护、自救和互救，从根本上增强社会应对各种危机的弹性。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作者陶希东系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068)资助课题 ]
